东帝汶的天很蓝的，海也很蓝。

这里四面环海，风里总带着湿润的腥咸，一阵一阵，吹的人皮肤也潮潮的。

我出生在山区里，小时候没见过海。对于海的印象，全靠大人说，自己再一点一点去拼。其实大人见没见过，也难讲。那时候我做梦也想不到，有一天会离大海如此之近。

从去年10月14日飞机呼啸着启航，15日，我的双脚踏上这座南太平洋上的小岛。从那天起，我就被海风包裹了。

每天清晨，我穿过医院那条被太阳晒得发白的走廊，头顶吊扇吱呀吱呀转着，一天的工作就开始了。

作为东南亚努沙登加拉群岛最东端的岛国，东帝汶一直是“世界最不发达国家”之一。不发达的不只是经济，更有医疗。ICU里躺着的，多是危重病人。这里的重症救治力量非常薄弱，我们做的最多的，也最急着要教会当地医生的，就是深静脉置管。说来简单，就是往大血管里放一根管子，可对于休克的病人，这就是救命的通道。

头一回带本地医生Jecko做深静脉置管的时候，他站在旁边，手有点抖。我让他别急，先把脖子上的体表标记摸清楚。针尖穿进去的那一刻，他屏住了呼吸。

我握着他的手，慢慢调整方向，看到暗红色的血顺利回抽出来，他才长长地吐了一口气。

后来他独立完成了好几例。有一回做完，他摘下口罩，冲我竖起大拇指，咧着嘴笑，什么也没说。

这里的科室之间，过去各看各的，遇上疑难病例，内外科和护理团队很少坐到一块儿。

这怎么能行，我们就把大家叫来，对着病例一页一页讨论，各个科室的都要参与，一起探讨。

教，得揉进每一天里。定期讲课，对着病例PPT讲诊疗思路，从病史捋到方案，慢慢来。床旁超声也一台一台示范，探头怎么握，切面怎么看，带着他们一步一步学重症评估。有些事看起来不起眼，却是底线。无菌操作，我戴上一双医用手套，从撕开包装到手指对位，一个步骤一个步骤地拆开讲，讲完大家挨个上手练。规范不是贴在墙上的，是练成习惯的。

我们这些医生只不过在这里呆两年，可是这里的人们却一直生活在这片土地上。我想着等我走了，这些习惯还能留下，长在他们手里。

新的一天，又开始了。

在这里，不光有东帝汶的老百姓，还有不少中国人。一次，一个同胞捂着腮帮子来找我，疼得直吸凉气。我一看，是口腔脓肿，得切开引流。

没有专门的口腔科设备，就用现有的器械，消毒、穿刺、引流，脓液排出来的那一刻，他的表情一下子就松快了。他含着漱口水呜呜地说谢谢，我拍了拍他的肩膀。

人在海外，同胞就是家人，这句话在这里体会得特别深。

周末的时候，我们也没闲着。医疗队常下乡去义诊，几张桌子一拼，血压计、听诊器一摆，就是一个临时诊室。

来看病的多是当地的村民，有些老人走了大半天路才到。他们很安静，排着队，黝黑的脸上刻满了皱纹。我们给他们听心肺、量血压，发一些常用的药。语言不通，很多时候就靠翻译老师帮忙翻译，或者是比比划划。

但有一件事是不用翻译的，那就是他们离开时，脸上带着感激的神情，眼里还有那种干净的光。

看着那些从小路上走来的身影，我偶尔也会想起故乡的山，想起自己小时候走的山路。天下的路，原来都是相似的，连走过的人神情也像。从山到海，我好像不过是从一条路，走到了另一条路上。

和本地同事们相处得也像一家人。医院组织拔河比赛，我们也去凑热闹。大家拽着粗麻绳，两边喊着号子，脸涨得通红。绳子猛地被拉过界，赢了的一方欢呼雀跃，输了的一方也不恼，拍着彼此的肩膀哈哈大笑。

那一刻，没有中国人和东帝汶人的区别，只有一群并肩作战的伙伴。

总有人问，援外苦不苦。说实话，不想家是假的，有时候忙起来连轴转，也确实累。可是每次走过病房，看到那些原本虚弱得说不出话的病人，慢慢能坐起来，冲你笑着点点头；每次带教完，看到当地医生能自信地独立完成一项操作，那种踏实和满足，会把所有的疲惫轻轻冲淡。

我做的，其实都是一名医生该做的事。只是地点换到了东帝汶，换到了这个被碧海椰林环绕的岛国。

身上这件白大褂，胸口的这面国旗，时刻提醒着我——我站在哪里，哪里就是我的岗位。

夜又深了，海风穿过窗户，送来一点咸咸的湿气。从故乡的山到异乡的海，山教会我厚重，海带来了宽广。那些跨越山海而来的日子，无非就是把我会的一点一滴，都融入这片碧蓝里，平平常常，扎扎实实。

明天还有日常诊疗，还有课要讲。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地过。所谓医者，大概就是这样——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夜，把我会的都交给他们；把我有的都留给这片土地与这里的人。